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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抗战老兵的记忆碎片

点击:508次 日期:2017-06-05 00:00:00

一名抗战老兵的记忆碎片

康海波

 

一位参加过长沙会战等多个战役和参与接受日军投降的抗战老兵,最终没能见到抗战胜利七十周年的辉煌时刻,将所经历见证的民族屈辱史和抗争史过早地掩埋了,留下的是有限的记忆碎片和无尽的遗憾。

这位老兵是我的大伯父康如熙,他是抗日战场上42万云南子弟中的普通一员。我们家族生活在盘溪镇下街,我爷爷那一辈有兄弟三人,老大康钟秀、老二康钟郁(我爷爷)、老三康钟贤。大伯父是大爷爷康钟秀的大儿子,生于1912年,是家族里的长房长子。康氏家族曾经家道殷实,父亲这一辈人中年龄较大者,都接受了较好的教育。

八十年代,我在省城上学时,利用暑假回老家见过大伯父。大伯父人很清瘦、高个子,穿一身旧衣服,收拾得干净整齐,看不出是脸朝黄土背朝天的农人,到有几分仙风道骨的感觉。作为长年累月在高强度下超负荷劳作的72岁老人,大伯父身板挺得很直,走路时步子有力,浑身上下透出一股精气神;坐着时直着身子,双手放在膝盖上。大伯父毕业于国民党军官学校,以国民革命军基层军官的身份在前线抗日,差点战死他乡。

我敬仰为国家民族流过血的大伯父,萌生了采访和记录大伯父传奇经历的念头,但终因俗事緾身而未能实现。1990年2月大伯父驾鹤西去,采访大伯父的愿望变成了永远的遗憾。二哥伯安、三哥伯伦陆续讲了大伯父的一些事,三哥伯伦、侄子亚刚提供了大伯父生前亲笔书写的一些材料,为整理大伯父的记忆碎片提供了极为难得的珍贵资料,也才有可能记下这些许的历史片断。

1935年,三爷爷康钟贤和大伯父康如熙相约到昆明读书,叔侄二人同时考入黄埔军校昆明分校(后更名为: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五分校)十一期步兵科。三爷爷没有读到毕业,中途退学离开了军校。大伯父于1937年毕业,分配到大理训练新兵,任少尉排长;1938年6月,为加强武汉会战的军事力量,在云南组建第58军,由云南出发开赴湖北崇阳前线抗日,大伯父编入58军新10师4团,先后任重机枪连少尉排长、中尉排长,参加了武汉会战、崇阳战役、南昌会战、高安奉新战役、长沙会战等抗战历史上的著名战役。

战争历来都是残酷的,是你死我活的,经历过战争硝烟的人,很少有人不留下战争的痕迹。在抗日战争中,大伯父受过三次伤,身上留下了三处战争的印记:大腿和腰部各有一处枪伤、腹部有一处被炮弹残片击中的创伤。

1939年是世界风云急剧变幻的一年。9月1日,德军集中强大兵力,在大批飞机、坦克的配合下,对波兰发动“闪电战”突然袭击。波兰军队节节败退,很快波兰大片土地沦陷,英、法对德国宣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日本帝国主义惨绝人寰的侵略战争未能使中国人民屈服,反而激起中国人民更加顽强的反抗。德国、意大利在欧洲战场上的一系列暂时胜利给日本帝国主义打了一剂强心针,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野心急剧膨胀,为了在世界大战中获取更大的利益,日本政府急于将陷入中国人民奋起抗战汪洋大海的八十万日军从泥潭中拔出来,在除了扶植汪精卫在南京建立伪政权,加强对中国军队诱降活动外,还加大了军事打击的力度,妄图以消灭瓦解中国军队达到彻底摧毁中国军民的抗日意志。9月,日军主力第十一军发动了妄图消灭武汉会战和南昌会战后退守至江西、湖南两省的中国第九战区主力部队的全面进攻。中国军队进行了顽强的抵抗,史称第一次长沙会战。

高安位于南昌以西约60公里,距离长沙直线距离不到300公里,是通往湖南的必经之地,自古便有“湘北咽喉”之称,战略位置极为重要。为阻击驻扎江西的日军通过高安进入湖南进攻长沙,中国军队在高安至奉新一带展开了高安奉新战役。

9月14日,日军第一O六师团闪电突破奉新西南第58军守备的左翼阵地,穿插至新10师背后,妄图将其消灭在奉新以西地区。配备有四个步兵大队和一个野炮大队的日军佐枝支队从正面向守备仙岭、万步脑一带的中国军队第58军新10师发起猛烈攻击,遭到中国军队新10师的顽强抵抗。16日,为加强攻击火力,日军增配佐枝支队一个装备30辆装甲车的战车大队,装备落后的新10师不敌现代化装备的日军,腹背受敌的万步脑阵地失守。17日,在夺取与反夺取失守阵地的拉锯战中,新10师再度被日军击退,并遭日军猛烈追击。18日下午6时,接第九战区前敌总指挥兼第19集团军总司令罗卓英上将命令,第58军全部撤出阵地等待反击时机。9月22日,已完成反攻准备的中国军队捕捉到战机,及时进行战役反攻。9月23日,中国军队收复全部失地,高安奉新战役结束。历时10天的高安奉新战役,是长沙会战开端之际一个重要的局部战役,以伤亡一千余人毙伤日军数百人的代价,成功阻击了驻扎在南昌和靖安的日军对长沙的进犯,为第一次长沙会战的胜利开了好头。

在高安奉新战役中,大伯父任重机枪连中尉排长。中国军队的武器装备简陋落后,重机枪已是难得的重武器,因而重机枪阵地往往是日军炮火攻击的重点。在与日军反复争夺阵地的拉锯战中,日本侵略者的炮弹弹片击中大伯父的腹部左下侧(俗称“小肚子”)。因伤势严重,大伯父被从江西转移至湖南武岗医治。受战时极为简陋的医疗条件限制,大伯父腹部的伤没能彻底治愈,伤痛困扰了大伯父一辈子。据三哥伯伦讲:“帮晚年的父亲洗澡时,看到父亲小肚子左侧有一近20厘米长月牙弯形状的伤疤,父亲说被是日本鬼子的炮弹炸伤的。”

1938年10月,在湖北崇阳抗日前线,国民政府将60军183师与58军新12师抽出,组建新编第3军。1940年大伯父出院归队,正赶上新编第3军新12师因战斗减员严重急需补充兵源。大伯父被调到新编第3军新12师34团任重机枪连上尉连长,继续参加长沙会战。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军队与日本军队在武器装备、军事训练、军事素质等方面存在着明显的较大差距,这种差距的结果就直接反映在战斗状况和战争伤亡人数上。

据大伯父生前讲:与日本鬼子的战斗打得很艰难,每一次战斗都要倒下去很多弟兄,中国人民真是用血肉筑起长城来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一次战斗中,大伯父受伤晕倒在阵地上,醒来的时候发现,自己躺在死人堆中,身上还压着几个死人,费了好大的力气才挣扎着爬出来。在一次执行任务时,与大队日本鬼子遭遇,因寡不敌众,部队只好后撤,遭到日本鬼子的追击,部队跑散(或被打散)了,大伯父和另外两位弟兄躲到被植物掩盖的水塘里才躲过鬼子的搜捕。从水塘里爬出来,拧棉大衣的水,还从棉大衣拧出日本鬼子射击出的子弹头。

七十年代,大伯父、三哥伯伦到大龙潭去磨面,路过盘溪火车站,车站的小广场正在放映电影《南征北战》,父子俩站在傍边看电影。放映到解放军渡过大沙河的画面时,大伯父沉默了好长一段时间,然后才缓缓地对三哥说:“当年在一个叫大沙河的地方,与日本鬼子打了一仗,战斗僵持了20来天,仗打得非常惨,被血染红的河水流淌了好多天。多少生死与共的好弟兄永远长眠在异地他乡,不知道他们的父母过得怎么样。”

时光艰难地流淌到了1943年。五年多战争岁月的艰苦生活,加上三次负伤,严重摧残了大伯父的身体,特别是当年在高安奉新战役中,日本帝国主义用炮弹颁发的战争“勋章”再次牵挂大伯父,大伯父腹部的重伤复发,无法继续参加战斗。经部队批准,回到抗战时期大后方的云南陆军医院医治,出院后短暂回家休息调养。后到楚宁师管区训练军士大队任上尉分队长,为抗日前线训练新兵。

云南师范大学教授吴宝璋在《抗日战争中的云南》的演讲中指出:“八年抗战,滇军伤亡官兵10余万人。巨大的牺牲化为巨大的贡献,也赢来了民族的光荣。1945年8月15日,日寇宣布投降,中国陆军第一方面军总司令卢汉率滇军开赴越南,在河内接受北纬16°以北地区的日军投降,这是中国唯一的出境受降,也是中华民族史上从未有过的无上光荣。”

日本投降后,大伯父编入93军22师任辎重营上尉副营长,开赴越南接受日军投降,成为“中华民族史上从未有过的无上光荣”的胜利之师中的一员。

受降结束后,得知部队要从越南海防港上船直接开往东北葫芦岛,开赴东北作战。大伯父意识到:过去与日本鬼子作战是为国家民族尽忠,是精忠报国的民族大义;现在到东北作战,是与自己的同胞打内战,是不会有好结果的。随萌生去意,决定“三十六计――走为上”。大伯父找到在军医处任职的盘溪老乡王保全军医,王保全为大伯父弄到“旧伤复发,不能随部队开拔”的证明。康如熙、王保全、徐志堂三位盘溪老乡相约离开部队,回到故乡。

在这关系国家前途命运的关键时刻,大伯父作出了正确的选择。也许大伯父没有意识到,他不参与内战的决定会与国家的前途命运联系在一起,虽然一介平民的一己之力改变不了国家的前途命运,但中国人血液里面流淌着的位卑未敢忘忧国的担当精神,促使大伯父作出了顺应时代潮流的决择,尽了自己的力量。